昆明PX事件、無錫錫東垃圾焚燒廠事件、南京“常府街變電站”事件……近幾年來，公眾對政府建設的一些項目質疑聲此起彼伏，無論是什邡反對鉬銅項目、大連與寧波PX危機，還是南通抗議造紙企業排污，加入抗議的本地居民們，歸根結底想喊出的都是這句話:“別建在我家后院”。
近幾年發生的“鄰避運動”，從發生到收場幾乎都沿襲了同一套模式: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項目在當地絕大多數居民不知情狀態下準備興建，激起當地民眾抗議，又通過網絡等載體進一步發酵、擴大事態，使當地政府迫于民意最終取消被反對的項目。
不少專家表示，中國已經進入“鄰避運動”時代，整個社會都應直面“鄰避運動”，讓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成為保護環境的有效力量。
起因：北京接連發生與垃圾處理相關的“鄰避運動”
2006年，正值當時垃圾處理面臨填埋不可持續的現實問題，正在尋找另外一種垃圾處理出路的時候，認為焚燒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北京市要建設六里屯垃圾焚燒廠的時候，已有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場，讓住在附近的居民飽受了十年多的垃圾填埋場之苦，尤其它的臭味。建設六里屯焚燒廠的時候，老百姓的直接反應是:垃圾焚燒廠來了，會不會臭味就沒有了，焚燒有污染嗎？在進行詳細了解后，他們開始和政府展開對話。考慮到周圍居民強烈反對和規劃地址距離京密引水渠過近等因素，北京市政府宣布棄建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另選人員相對稀少的蘇家坨。
在推動六里屯焚燒項目棄建過程中，居民發揮了重要作用，幾乎開創了中國在垃圾焚燒設施建設過程中公眾參與的一個先河。包括后來的高安屯，包括2009年發生轟動全國廣州番禺垃圾焚燒項目，可能都跟這個案例有著直接的關系。
緊接著到了2008年，北京又發生另外一個跟垃圾處理直接相關的事件。2008年奧運會期間，垃圾處理成為北京市面臨非常大的挑戰，所以本來應該一天填埋一千多噸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場，奧運期間每天填埋4000多噸。曾經住在周邊的居民，網民“陽光花仙子”，從最初不知道垃圾填埋怎么回事，到偶爾一次夜間被垃圾填埋臭味熏醒，再到她孤身深入垃圾填埋場探尋臭味來源的過程，引發了人們對高安屯垃圾處理設施的關注。為了抑制臭味，北京市發明PE膜填埋法。
2009年，北京又發生了一起跟垃圾相關的“鄰避運動”。北京市在阿蘇衛填埋場旁邊規劃建設一座垃圾焚燒廠，引爆了周邊居民的反對聲。近幾年，阿蘇衛填埋場周邊陸陸續續建起了許多的別墅區，網民“驢糞蛋”在廁所旁邊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發現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建設公告的以后，由此引發阿蘇衛別墅區居民對于這個項目的熱烈討論。
同和六里屯居民一樣，他們自我學習積極性非常高，甚至于到后來根據他們尋找的資料編制出一本關于垃圾焚燒對環境和人群健康影響的書。
當周圍居民開始關注垃圾焚燒項目的時候，北京市政府給予了非常積極的回應，市政府隨即開通一系列溝通渠道，包括后來居民代表去日本考察垃圾焚燒情況。這起事件開啟了政府與居民理性對話，真正一起面對這一棘手問題。
這幾起“鄰避運動”案例推動了北京市垃圾管理的進程，北京市從2010年初開始開放了每周四公共開放日，每周四，公眾可以提前預約，參觀北京市所有垃圾處理設施。
民間環保組織自然大學垃圾學院研究員陳立雯，幾乎每隔一周就會組織市民參觀北京垃圾處理設施，讓居民比較真切地了解目前北京市的垃圾處理狀況。
北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采用衛生填埋方式，到了2000年以后，人們逐漸認識到垃圾填埋場一些不利的方面，包括滲液等問題，包括占地面積比較大的問題都出現了。那么焚燒是不是唯一的處理方式？也推到了政府和公眾的面前。
北京市從2001年左右開始實施垃圾分類，到2010年又開始重提，新一波垃圾分類政策的實施，與過去幾年政府所面臨的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壓力有直接關系。就垃圾分類而言，能否成功落地，公眾意愿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對城市垃圾管理而言，不管是垃圾分類也好，還是垃圾填埋、焚燒過程當中產生的問題也好，只有公眾參與才是未來北京能夠處理好、管理好垃圾問題的解決之路。
交鋒：面對這種新事物面前，各種觀點和看法莫衷一是
近年來發生在中國的“鄰避現象”可以歸納為如下三種:一是與能源類設施有關的，包括核能發電廠、火力發電廠、煉油廠、石油化工廠等，以廈門PX項目最終最具代表性；二是與廢棄物類設施有關的，包括垃圾處理焚燒廠、污水處理廠等；三是與社會類設施有關的，包括特殊交通設施、火葬殯儀、精神病院等場所。
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唐昊認為，“鄰避運動”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事先預防型，這種類型的“鄰避運動”以過往經驗為依據，通過“鄰避運動”方式阻止項目上馬，防止本地區可能發生的環境危害；第二種是事后追究型，當環境危害發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訴訟、街頭運動等方式尋求正義公平的處理及相應賠償；第三種則是主動建設型，這種類型并不只是為了單個群體成員的利益而進行的運動，而是把整個生態環境當作自家“后院”，同時也將制度改進作為目標，以司法宣傳社會運動等為手段，防治環境危害及追究環境責任。
良好環境成為稀缺品
在采訪中，一些專家表示，當下“鄰避運動”的背景是:好的環境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稀缺一般來說會導致競爭或斗爭。而在中國環境資源的競逐缺乏基本規則的情況下，稀缺所導致的結果正是針對環境資源的無規則斗爭，這種斗爭是建立在參與各方力量對比極度不平衡的基礎之上的，即參與博弈斗爭的各方力量差距極大。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由于整體經濟規模的擴張，這些地方承受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仍在加速中。深受其害的居民直接向污染或風險企業下達了“驅逐令”，或強硬地要求地方政府切實履行政府本應履行的環境監管義務，這就形成了中國的“鄰避運動”。
公眾參與制度尚不健全
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尚不健全，相關法律規范不明確，環境保護規定過于原則抽象，操作性不強，難以滿足公眾需求，這是造成“鄰避運動”頻發的主要原因。
在決策者的心目中，只要對項目做了國家規定的環境影響評價，有了“科學依據”，民眾就應該欣然接受；抗議事件發生后，政府和企業試圖以“科學依據”說服民眾。在各地發生的環境公共事件中，環評程序被虛置、民意反饋無法有效影響決策的情形已非局部個案。在一些地方，環評程序未啟動、特定民意征詢未開始，城市重大環境工程的動議伊始，公民的知情權與參與權不但得不到保障，反而失去了原本應當有的介入渠道、表達平臺。
政府公信力遭質疑
“我們說什么，民眾都不信”，一位政府官員的困惑正是近期廣州某主題論壇所選擇的議題，有學者在論壇上直言，涉及公共安全健康問題，政府不應總是站出來拍胸脯打包票說“這是絕對安全的”。更何況，即便是公民意見曾經激烈表達，但是在巨大的商業利益和誘人的政績數據面前，公民環境權益仍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青年環境評論》主編霍偉亞，為此專門撰文，歸納了不同群體對“鄰避運動”的態度:政府官員包括環境保護部門官員，把“鄰避運動”看作應當被避免的社會風險和突發事件，提出“穩評”機制；而污染的或破壞的企業是造成這種風險和事件的原兇，企業則選擇與政府結盟，不正面回應“鄰避運動”，利用“鄰避運動”缺乏持續性的特點，企圖避過風頭“依然固我”；民間環保組織把“鄰避運動”看成環境保護的增量，但不參與“鄰避運動”，希望自身與“鄰避運動”能以互補的形式存在。
公眾利益易被忽視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誤區是，政府照顧大多數人利益，想當然地認為小部分群體應該犧牲和付出。傳統執政理念向來重視集體利益，對小部分人的意見往往不以為然。封閉決策、簡單通告，當群眾開始有意見時，又采取回避的辦法，于是越鬧越大。”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的觀點可謂“一針見血”。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表示，在這種新事物面前，很多人措手不及。有的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上，對群眾集體意志的有力表達心懷恐懼；有的把利益集團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斤斤算計視為“理性”，并以此為標準，否定環境正義，指責“鄰避運動”的“不理性”、“缺乏科學依據”；有些人雖然認識到環境破壞和“鄰避運動”的因果關系，但仍把“鄰避運動”視為應該避免發生的群體事件，主張為避免“鄰避運動”這種“社會風險”而去約束環境破壞的行為等等。“鄰避運動”的這一系列思潮和措施所形成的合力，不但消解了“鄰避運動”的意義，孤立了“鄰避運動”，同時也“勸阻”了環保組織與“鄰避運動”的參與合作，與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相悖。
發展方式需要反思
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鄰避運動”之所以頻繁發生，是一些地方長期追求經濟利益，忽略環境利益、忽略公眾利益的結果。引起沖突和混亂的，不是“鄰避運動”本身，而是這種與公眾利益、環境權益相背離和對立的態度，是持久得不到解決的諸多環境傷害問題的直接“啟發”。既然環境問題沒有別的辦法獲得對話機會，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發起一些活動，讓對話成為可能。
在決策者的心目中，只要對項目做了環評，有了“科學依據”，民眾就應該欣然接受；反對事件發生后，一封有項目方背景的公開信也試圖以“科學依據”說服民眾。這種做法顯示，在項目規劃和建設過程中，沉默的民眾不在考慮之列，政府足以“替民做主”。如此輕視民意，不能不說是執政者的重大失誤。
鄰避沖突觀念的缺失，還暴露了地方政府發展主義導向固有的弊病。數十年來，不少地方官員把經濟發展視作“硬道理”。在實踐中，“硬道理”又變成了“硬發展”。這種發展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把GDP增長等同于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就污染項目所做的說明強調，“項目對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群眾就業、改善民生，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其實就顯露了這種硬發展邏輯。
在這種局面下，全國各地，陸續有一些百姓自發組織起來抵制或驅逐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行為，強有力表達對生態公平與環境正義的追求，這標志著“不要在我家后院”——“鄰避運動”時代的到來。
思考：理性對待“鄰避運動”，讓公眾參與形成正能量
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問題不可替代的力量，尤其是當下基層政府公信力受損，官方更需以負責任的態度了解民意及回應民眾的質疑。
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幫助中心相關負責人指出，中國的環境問題一直很嚴重，是一個事實；面對這種事實，“鄰避運動”應聲而起，同樣是客觀規律。維護公眾基本權益，維護環境基本權益，是正確對待“鄰避運動”的前提。從某種程度上講，環境信息封閉、決策不透明，讓公眾的基本訴求無從表達，是“鄰避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因此，必須在鼓勵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上想辦法，增加對話機制，舉辦聽證會、研討會、辯論會，環境信息如實公開，加大對環境污染行為的懲戒力度，保護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基本尊嚴，是“鄰避運動”給社會的一個啟示。
透明決策，讓解釋跑在質疑之前。在城鄉建設全過程充分尊重公眾的鄰避關切，有助于政府從利益沖突的相關方轉變為中立的仲裁者，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使其變成善于傾聽、尊重民意的協調者、溝通者，進而成為合格的領導者。倘無視“鄰避運動”勃興的現實，甚至斥為“刁民造反”、“顧小家不顧大家”，則未來類似事件更易激化，后果會越來越嚴重。
在采訪中，一些專家建議，政府站在公眾立場，從一開始就把問題付諸公議，要讓解釋跑在質疑之前，無論政策頒布還是工程上馬，百姓有質疑，政府就有義務解疑釋惑，不然工作就有阻力。唯有如此，政府才能獲得理解，政策才能獲得支持。回應民意，永遠莫說“只能這樣”，而要多想“還能怎樣”。
對公眾知情權和參與權要從根本上予以尊重，而不僅僅是個別程序環節的應景。面對鄰避沖突，發達國家的經驗是將選定廠址、興建與營運等環節透明化、法治化，并對利益受損方給予合理補償。然而，隨著鄰避關切的升級，公眾的關注可能會持續，疑惑可能很具體，是異地重建，還是徹底取消？如果是前者，會不會在異地再次激起沖突；如果是后者，又將如何善后、特別是如何面對投資者？
探討重大環境事件頻發的破解路徑，尤其需要呼吁和倡導政府決策的理性、公心，給“坐下來、談一談”創造條件。
公民環境權益的維護，不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法對人的關懷，亦不獨局限于訴訟一域，還必然包括對權力的約束。確保權力與利益有效切割，確保其能與公眾一道，從今天起關心水、土壤、空氣、蔬菜與糧食。
然而，專家指出，面對“鄰避運動”，也應該保持一定理性和警醒。
“首先，集體的非理性化可能會導致局部的失控；其次，‘鄰避運動’具有突發性和偶然性，因此利益相關方的互動往往也被證明是一種無規則的互動。就比如在‘鄰避運動’中，除了公眾和政府之外，很多潛在投資者的利益往往也受到了損害。首先項目的上馬沒有依據正常的環評規則進行，然后公眾也未能通過正常合法的手段進行表達述求，最后政府為了安撫民心也違反現有規則將項目拉下馬。我們看到這其中利益相關方，包括公眾、政府和企業三方的互動是無規則可言的。這對相關社會體制的建立都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唐昊表示。
專家表示，在談論“鄰避運動”時，也應考慮到企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而不僅僅是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互動。“‘鄰避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環境而非和企業作對，所以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盡可能爭取企業的‘同盟軍’支持。”唐昊說。
此外，業內有人也指出，“鄰避運動”話題所包含的科學性，也需要進行反復考量和論證，特別是對于一些項目論證的合法性和科學性，在質疑前往往也要考慮好質疑是否真的具有科學依據。這樣，就需要相關部門向公眾提供真正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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