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以來，中國手機公司在印度銜枚疾行。從最早的小心試探，到熟悉后的投資買地、開辦工廠、渠道爭奪和天價廣告，OPPO、vivo、金立、聯想、小米等公司的印度之戰已經全面升級。然而，由于地理的阻隔，中國用戶往往只聞其聲，不見其形。
今年3月以來，騰訊科技飛行萬余公里，跨越印度南北，從新德里、諾伊達，到班加羅爾，走訪十多家中國和印度手機公司，調查產業鏈上下游諸多企業，重磅推出《中國手機決戰印度》系列報道，首次全景式揭秘這場關乎企業命運的商業征戰。
現在，硝煙四起，決戰到來，誰能最終贏得印度市場十億消費者？
3月的一天中午，中國手機ODM公司海派在印度諾伊達的新建廠區門口，二三十名當地來求職的年輕人圍堵在此，久久不愿散去。盡管工廠已明確告知暫停招工，但這些年輕人仍然堅持蹲守，只為獲得一個優先錄用的機會。
兩周前，海派在當地招收了首批員工，月薪500元人民幣起（約合5000印度盧比），這在印度勞工領域已經是一份不錯的收入。“上次招工時，一大批人圍過來，大門口路都走不通，警察都來了。”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告訴騰訊科技。
早在四年前，中國手機產業開始越過東南亞，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電池、充電器）、包裝商、材料供應商等等，紛紛開進印度，受到當地勞工的歡迎。
從1995年引進三星電子以來，印度手機行業已好久未見如此大規模招聘景象。現在，大量印度年輕人聚集在諾伊達、金奈和孟買等地工廠中，為來自中國的雇主打工。
中國手機已經從整個產業鏈上改變印度手機行業版圖。這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OPPO、vivo和金立的模式，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內循環，供應商多數為長久生意伙伴，相互之間幫襯一起打市場；另一種是手機ODM代工模式，包括中國的聞尚、財富之舟和與德等，與臺灣的富士康、美國的偉創力類同，代工產品貼牌進入印度。
海派是后一種類型中新晉成員，2016年3月開始興建，至今年6月，海派在諾伊達的新工廠將投入生產，年設計產能1500萬臺，首批客戶有中國小米和印度Micromax。
那些在國內實力雄厚的ODM廠商，比如聞泰、龍旗和天龍等等公司，在印度調研一番后，考慮到中國和印度復雜的客戶關系，名義上退出了印度，實則通過一些隱晦形式進駐印度。比如，目前月出貨量達100萬臺的聞尚，其老板與聞泰老板是兄弟關系。
“目前在印度設廠的手機相關企業近百家，未來3-5年，手機核心部件廠商也將逐步向印度遷移，印度手機產業鏈已經初具雛形。”在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看來，印度很可能成為繼中國之后新型產業制造基地。
圖片來源：手機報
當然，這后面可能仍然都是中國投資人的身影，“市場上是中國人自己之間的競爭。”穿梭在印度的手機圈內人已經意識到如此局面。財富之舟印度工廠負責人李格、聞尚印度負責人姚進基等認為，中國企業在印度合作才能共贏。
“國內市場早就飽和了，印度成為手機行業必爭之地。”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并不懼怕中國人在印度的短兵相接。“印度市場容量非常大，13億人口，智能手機普及率30%，市場整體月出貨量才2000萬~3000萬臺，還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客戶群體不一樣，影響不會太大。”聞尚印度負責人姚進基則表示。
當然，印度是否能成為中國之外最大的市場，對中國手機行業而言，短期來看當地宏觀經濟數據的影響很重要，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4G網絡用戶等等；長遠來看，還受制于印度人的政治文化、情感偏好、思維習慣等等，這些因素發揮著更長遠影響力，給前來淘金的中國公司帶來更多變數。
投資建廠的落地難題
曾經紛擁而入的中國手機廠商們本有可能聚集一起，在印度構成一個中國產業新區。
2016年，中國兩家房地產廠商萬達和華夏幸福在印度接觸過一些手機產業鏈公司。他們設想通過吸引手機相關公司入駐，在印度市場打造出一個樣板產業園。過去一年時間，萬達、華夏幸福先后與哈里亞納邦簽了購地開發協議。
圖片來源：手機報
不過，兩件事打亂了部署。一，萬達所購地拆遷過程中遇到當地居民抗議；印度土地私有，由政府代征仍然引起很大反彈；二，中資小企業到印度，寧愿選擇租賃廠房求“短平快”，不愿入駐產業園區，像OPPO、vivo等大公司，可以自己與印度邦政府談投資。海倫堡地產投資副總監宋林立認為，在印度投資，各黨派、政府機構相互牽扯的大環境之下，不是莫迪政府出臺一個鼓勵制造業發展的政策就能立竿見影。
最終，同在哈里亞那邦的金立、聞尚等，選擇自己解決建廠問題，沒有進駐由萬達所建產業新城。
聞尚公司門口
對中國人而言，印度很多方面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這點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印象尤其深刻。海派屬于航天科工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政策，2016年3月來到印度。當時，海派進駐諾伊達較早，王秀春沒有先例可借鑒，凡事得自己摸索。
注冊公司是第一個困難。在“中國注冊公司，辦法律文書，辦財務，部門有一個很明確文件講清楚，一般研讀完就搞明白了。”王秀春說，印度卻沒有成文辦事規則，搞清楚有哪些優惠政策都很難。
印度莫迪上任總理之后，招商引資，大力發展經濟，拉動GDP，想要發展“印度制造”，但是印度28個邦都有自己的首長、法律，邦與邦之間還有稅。手機建廠的外商注冊辦法，邦里沒有明確條文，主管部門也不明所以。
“你要一步步地去問，走到哪兒算哪兒。”王秀春說，“問個路，印度三個人可能答案都不同。”王秀春對印度人發散性思維與中國人求標準答案的思維區別很煩惱。
第二個困難是找廠房。國內工業廠房都很標準、清晰，但印度2萬平方米以上承重設計、內部結構達到中國標準的極少，這是一些公司購地建廠的內因。
王秀春在印度的工作推進遠達不到他的進度要求。一邊找廠房、一邊注冊公司，耗去了半年時間。廠房建成之后做工人培訓，全套資料從國內找來翻譯。印度求職人員雖多，但是像國內那樣的熟練技工卻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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