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趨紛繁熱鬧的國內學術界近來有幾個很引人矚目的論辯。例如，關于公元前1920年大洪水爆發開啟夏朝證據是否充分的論辯，關于中國是否應該斥千億元巨資建造超大對撞機的論辯，關于中央銀行發行數字貨幣之利弊的論辯，關于中國西北地區“十三五”期間是否應繼續放寬節能指標的論辯，等等，都是關乎國本的大論辯。尤其林毅夫與張維迎兩位學者之間最近就產業政策是否應該存在的問題再起論辯，備受輿論關注。兩位經濟學家的思想主張一貫殊異，社會因此看到兩種主要經濟理論、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的又一輪交鋒，在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特殊背景下發生。
張維迎作為典型的市場派人士，認為應該由市場發揮作用，“大量的事實證明，政府無論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并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林毅夫則從來都強調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兩者缺一不可。他認為“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際，不用產業政策的”，“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一概反對，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以幫助政府在使用產業政策時，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
科學重在方法而不是結論。科學的不斷地進步，促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不斷深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者們堅持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而不是固守學術研究的結論。就林張之爭的實質而言，只有對于研究對象比如政府、市場雙方都有深入的了解，思想才不會偏激至極，所得出的結論才會真正有益于推動經濟發展。
世界科學史上五次大論辯，第一次是伽利略對戰天主教會，首次科學與宗教的劇烈沖突。第二次是牛頓對陣惠更斯，開啟光學史四百年爭論，并直接引發了量子力學的源頭。第三次是牛頓對陣萊布尼茨，是科學史首次就優先權展開長達幾十年的爭吵。第四次伏爾泰對陣尼達姆，爭論生命起源，是唯一一次大型爭吵中，學術觀點錯誤的一方最終獲勝。第五次是赫胥黎對陣牛津主教，被稱為科學史上的首次約架。
而中國的林張約架，已持續20多年，在經濟學史上應該具有重要意義。今年能“吵”出什么結論來，目前還看不清。但中國傳媒界大佬、著名財經評論家水皮似乎有些等不及了，日前搶先與林毅夫先生進行了一次對話，試圖了解他對相關問題的最新研究進展及其思想主張的深層次因素，兩位特別對于產業政策與供給側改革的關系問題，進行了較深入探討。
林毅夫在討論中強調，那些以為我主張政府過去30多年以雙軌漸進的方式推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就推論我認為我主張中國政府過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進行改革的人，顯然沒有理解我過去的一系列相關論述的核心要義。我的看法是，在轉型初期，保留一些干預扭曲以保護補貼大型國有企業。這種轉軌方式從主流的華盛頓共識來看是錯誤的，但其實中國當時是一個資本短缺的貧窮國家：這些企業所在的產業資本過度密集，違反比較優勢，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但這些企業雇傭了許多工人，又是國防安全所必須，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是維持經濟穩定的必須。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本的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成符合比較優勢，原來在開放競爭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企業已經變成有自生能力，保護補貼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繼續保護補貼會造成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擴大的問題，就應該與時俱進地把那些保護補貼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我很高興看到，對華盛頓共識推行最賣力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也進行了反思，承認過去宣揚的改革策略有許多失誤，結果跟預期有很大的差距。
正確認識“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水皮：我們看到最近關于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否需要產業政策的討論很激烈。張維迎教授認為應該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你認為尚未有不用產業產業政策而成功趕上發達國家的例子，因此不應該一味反對產業政策。國家發改委在回應這一爭論時認為，目前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使用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對促進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確實發揮了作用。為何你的思想主張恰好合乎政府部門政策的取向？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并不是去為我國政府的產業政策辯護，而是試圖分析清楚為何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必要的，以及怎樣的產業政策才會成功，怎樣的產業政策容易失敗，希望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夠避免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這個理論分析針對的不僅是中國，而是所有國家。2013年我和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編輯出版了兩卷《產業政策革命》，中文版即將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如果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觀察產業政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就會得到多個重要的推論。
首先，按比較優勢發展產業，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均收入的不斷增加，其前提則是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產業中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二是通過產業升級，將現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這兩者的實現需要有“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場”的重要性在于，引導企業家按照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的同類產品中，成本才會最低，才會最有競爭力，企業才能獲得最大的利潤，整個經濟才可以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積累，使得比較優勢從勞動或自然資源密集逐漸向資本密集提升，為現有產業、技術升級到資本更為密集、附加值更高的新產業、新技術提供物質基礎。
企業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則必須有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如果有這樣的價格體系，企業為了自己的利潤和競爭力，就會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合適的技術和產業，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會存在。所以，按比較優勢發展產業、選擇技術的前提是，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
其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資源必須隨著要素積累、比較優勢變化，不斷從現有技術和產業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和附加價值更高產業的結構變遷過程。
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而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倘若失敗，將承擔所有成本，并讓后來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樣的錯誤；倘若成功了，后來者將會隨之涌進，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不會有壟斷利潤。也就是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對于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而言，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而從社會的角度看，不管失敗或成功都給后來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發揮的就是這種功能。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一般是在國家的技術和產業鏈內部進行，多數情況下不能給予專利。但是，仍然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以必要的激勵。當然，這種激勵需要找到其他合適的替代方式。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成功與否，并不完全決定于企業家個人的勇氣、智慧和企業家的才能。例如，要進入一個新的產業，所要求的從業人員的技能，和以往的產業不盡相同，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訓員工，后來的企業可以以稍高的工資聘走擁有新技術的員工，而使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蒙受損失。
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也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需要有新的能夠動員更多資本、有效分散風險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這也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隨著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資本密集度和規模經濟的提高，市場的范圍和交易的價值會不斷擴大，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這些完善顯然超出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能力所及。
一個國家隨著發展，技術和產業會越來越接近國際前沿，新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需要與這些新技術和新產業相關的基礎科學的突破，基礎科學的研發屬于公共產品范疇，其發現不能申請專利，企業家不會有積極性持續地從事這方面研究。凡此種種困難，均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協調不同的企業，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只有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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